访谈实录：参照企业给公务员涨薪无可厚非
从治理腐败的角度说，治理的关键在于形成内在约束机制，而要形成内在约束，需要系统性的改革和治理，也就是说需要从动机、机会和成本三个方面来进行综合治理。
【本月起，公务员涨薪将“全面落实”。根据人社部发布的消息，按全国平均水平计算，机关事业单位人员月人均实际增资300元左右，公务员基本工资标准将每年或每两年调整一次。这一涨幅并不大的提薪措施，让人们重新聚焦公务员收入问题。日前，中国社科院政治学研究所所长房宁接受国家公务员网外派采编组记者采访，从反腐的各国经验谈起，兼谈高薪养廉。】
国家公务员网：据我们所知，您带领的一个团队正在做一项关于多国政治发展的比较研究。
房宁：2008年以来，中国社科院的课题组走过了亚洲的“九国一区”以及欧美一些国家，调研不同类型的国家与地区工业化时代的政治发展问题。历史上一些大国，如美国，在其崛起的时代也曾做过类似工作，美国学者塞缪尔·亨廷顿的学术成果就代表这类研究。如今中国正在崛起，看看别人走过的路，对中国很必要，可以帮助我们更好地走自己的路。
国家公务员网：腐败与反腐败、廉洁政治问题是否也在你们调研的范围？
房宁：当然，这是有关政治发展研究中的一个重要领域。在调研中，我们发现，所有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都经历过一个腐败比较严重的时期，即都遭遇了是为腐败的高发期。
工业化带来腐败“高发期”
房宁：我这里说的腐败，主要指“行政性腐败”，也就是台湾爱说的“贪腐”，即公务人员利用公共权力谋取私利的行为，这是以满足个人的物质需求为主要目的的腐败。在国外，还普遍存在另一类，这类腐败主要是与选举有关的腐败，我们也称之为政治性腐败。
关于行政性腐败，我们在国外调研中形成了三点基本认识。
第一，腐败现象的发生发展是有规律可循的。随着工业化时代的到来，一般情况下都会出现一个所谓的腐败“高发期”，在工业化的中期往往会达到最为严重的阶段，而伴随着工业化走向完成，也就是人们所说国家“实现了工业化”，或者说进入所谓“后工业化社会”，腐败现象都会趋于平缓。
国家公务员网：为什么会是这样？
房宁：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结构的变化。我们常讲工业化带来了“四大”：社会大流动、身份大改变、财富大增加、关系大变化。社会结构变化带来了人们利益关系的变化，由此还会引发价值观层面的深刻变化。这样的变化，是腐败现象大规模发生的物质、思想条件。
工业化时代腐败的高发涉及三个方面的基本条件：动力、机会和成本。与此相应的就是现在我们的那个说法“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不敢腐”相对于“成本”，“不能腐”相对于“机会”，“不想腐”就相对于“动机”。
国家公务员网：请具体说说。
房宁：首先是动机。工业化带来了社会的流动、财富的增加。用中国人的话说，叫一部分人先富起来了。哪部分的人先富起来了呢？主要是企业家群体。相对的，社会的管理者——我们权且称之为政治精英——远远滞后于企业界，从而产生了落差。政治精英和经济精英之间的收入差距特别大，自然是心理不平衡的。他们认为自己没有得到合理的、体面的待遇。一部分公务员有了这样的心理落差，又消化不了，就形成腐败的行为驱动，即腐败动机出现了。
其次是工业化带来了腐败机会。一旦进入工业化时代，社会财富井喷，几十年里能够以两位数的速度增长。韩国、日本、甚至印尼、泰国，都经历过像这样的高速发展时期。这时腐败是有很多机会的。所谓建设多、花钱多，腐败的机会就多，就容易产生腐败。
那为什么随着工业化的完成，一些国家的腐败慢慢好了呢？因为他们的经济结构里没有什么增量了，都是存量。像美国这些国家，春天也不种树，夏天也不修路，秋天也不盖房。腐败、贪污毕竟不是抢劫，它需要种种掩护。什么时候＂建设财政＂转向＂民生财政＂了，什么时候腐败的高发期也就缓和了。没什么工程建设，腐败分子也是干着急呀。当年法国有个例子，许多城镇的十字路口被改为环形路口，但实际上并未提高通行能力。后来发现是相关部门和官员以此制造腐败机会。
工业化与腐败的第三个关联，就是成本问题。世界各国都打击腐败，无非是哪个国家力度大一点儿，哪个国家力度小点儿；有的国家效率高一点儿，有的国家效率低一点儿。打击腐败力度大，腐败分子的风险就比较高，换言之腐败的成本就比较高。像新加坡这样的国家，公务员比较廉洁。你若问为什么，得到的回答多数是：＂不值得＂。腐败行为一旦被发现，那代价就太大了，新加坡待遇良好的公务员们是不会轻易冒那个风险的，这个帐他们心里很清楚。这就是所谓对腐败行为的内在约束。我们知道，内在约束才是最好的也是最有效的约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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